不得斋

一场无关紧要的真人秀

不得不佩服Peter Weir和Andrew Niccol的惊人才华。98年的影片《楚门的世界》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影片本身的过硬素质，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折射出来的伟大而不流于形式的对政治讽刺，这种伟大甚至超越了影片本身，使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在人类的历史中大放异彩。

如果仅仅从影片的后现代角度中读出对无孔不入的商业行为和“拜物教”的批判，或是影片表现的普遍存在的对“科技万能”的盲目崇拜的担忧，未免略显肤浅。导演和编剧的高明之处在于用“SHOW”这种电视节目的形式让我们在观赏中模糊双眼，在聆听中混淆耳朵，在感知中迷失官能——在“Was nothing real?”的反问中反思自身，更多的是对政府，政治的拷问。

希区柯克那张最经典的自拍不仅仅延续了其影片一贯的怪诞和惊悚，又暗示着“窥探”这一人类处于本能的劣性。倘若TRUMAN也在人们的“窥探”中自娱自乐度其一生，则本片毫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是TRUMAN对未知的探索，对FIJI岛的挂牵，对自由的追求，成就了一个有独立人格魅力的“人”。当然，这里面没有必要去吹捧什么人性的光辉，也没有义务去集成人类的文明，只是——“我”想去做——“人”之所以成为“人”，或许就体现在某些不计成本收益的坚持上。TRUMAN坚持了。你可以说他是反传统的英雄，我却更看重其对桎梏牢笼的挣脱和僵化体制的背叛，挣脱和背叛中彰显的是对自身的无限忠诚。

一．先声夺人的宣传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尚书·尧典》里对盛世的描述，片中TRUMAN生活的桃源岛正是这种生活的最好写照，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对“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这一消息的不断强化和强调。幼时的海南，飞机场的空难标识，认为制造的“地理隔离”让其“探险家”的梦想一再落空。CHRISTOF的愿望似乎就是把他囿于一地，以保证SHOW的收视率。可惜的是，他们低估了TRUMAN“走出去”的决心，或者说编剧没有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倘若他们在TRUMAN出生伊始就给其办理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户籍，在其外出旅游时责令其申请表格，询问工作所在地的意见，出具证明，办理护照，申请汇兑等等明目繁杂的手续从而进行行政的软干预，以中国的行政效率，想必影片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显然，无论是戏里的演员，还是戏外的人员，都没有领会到“中国特色”的精髓——善莫大焉。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那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的政治宣传（其效果、形式与政治宣传相似）对TEUMAN似乎也没起多大作用，是片中连篇累赘的政治攻势技法欠佳，抑或是 对政治宣传本身宣告无效的黑色讽刺，我们暂且存疑。关于政治宣传本身的成功，案例倒是有不少。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的至理名言却时常回荡耳边，另一个政治宣传的成功案例当属《新闻联播》，其效果甚至往往超越客观事实本身，以至于小强老师都戏言“祖国的大好形势只有在《新闻联播》上看得到”，本案例再次成了政治宣传和新闻传播学史上的经典教程，叫今人唏嘘，供后人瞻仰。这不是TRUMAN们的无奈，却是CHRISTOF们的无能。一国执政党不正视自身，而人为的制造信息不对称或评论上的诸多忌讳，借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成果之虚名，行禁锢思想、扭曲文化的勾当，毒害的不仅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个人，摧残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政治宣传的煽动本质无法掩盖其遣词造句上逻辑性的不足，这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文革”时期荒唐可笑的政治口号和偏执疯狂的标语（这里仅就口号和标语而言，并不针对整个事件）几乎让暴力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而后，从“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姓资姓社”到“白猫黑猫”论，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有政治意愿的诉求，这些政治口号的高频率轮番出现更体现了政治生活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而这些，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似乎不关心中共高层对领导权的争斗，也不在意这些政治口号背后隐含的话语权的转变，更不理会共产主义事业之类的乌托邦理想，他们——早已麻木。

二．早已麻木的大众

最先麻木，同样也最先觉醒的应该是士大夫或者当今的精英阶层。原因是他们能最先接受教育。而教育曾经是我们可供炫耀的政绩之一，Easterlin层乐观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大力普及国民教育，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吧教育做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转引自《痼疾难消的贫困》Raghuram G.Rajan、Luigi Zingales）然而这种意义的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利弊尚不得而知，而这种为国家机器而设置的教育体系，教育方式，培养出的仅仅是“理性工具”罢了，这点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教育法的比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况且，我们还往往国家，政党，人民，集体等貌似伟大的字眼剥夺了自我。从古至今，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改观多少，只不过先前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士大夫们是紧密团结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天子周围，切实贯彻执行“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方针政策，努力为自身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奋斗——士之精神已经在跌宕的历史起伏中消耗殆尽，魂之脊梁已经在阉党的夺命“廷杖”下软化剥离。因此，屈服，沉默，讨好，谄媚竟成了最优的选择，明哲保身尚且不易做到，更何况替民请愿？成本太高，收益更是无从知晓。而如今呢？文字狱依然是牢不可破的堵墙，尽管没有了“八股文”，但“八股文”背后实质性的“官位”依旧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钓饵。“君鬻官位”——这仍然是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最可怕的是其产品——“官位”或是说行政职位仍然是“本”，权力之本。其实，国家也养不了他们啦，从年年高攀的行政费用中就可一窥端倪，这是后话。

知识分子如此，最广大的人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农民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管理的群体，隐忍，勤劳，憨厚，忠实，还有一点无知和愚昧，他们与土地有着最直接的依附关系，他们作为最底层供养着金字塔的中上层，他们才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地位最为卑微——连最基本的身份认同都存在迷惑，他们的声音最为微弱——话语权总是被其他团体取代，他们的利益最易被侵犯——改制往往先把他们投入试验田。但农民们却无能为力，他们的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似乎经验性的暗示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君主，官员，侠士等外生变量变动的可能性和收益都要远远大于其对自身的改变。他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一点，并身体力行，祖述着希腊先哲狄奥根尼的思想，犬儒的，中庸的，苟且的生活着，恪守这一有时甚至不足以安身立命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人生哲理，并传递给下一代。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去苛责他们，要知道，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演绎着的却是最疯狂最血腥的王朝更替和宫闺政变，连流氓地痞、市井混混都可以顺天命，驭万民，农民们有必要去铤而走险吗？当他们拿着有鲜明地域偏见的户口外出务工的时候，不仅会遭到所谓“城里人”的仪式性歧视，还会受到明显有别于城市户口的劳资待遇和最低保障。甚至那部即将实施的“物权法”都没有将农村私人住宅纳入完整的自由市场体系，这意味着他们的住房的产权并没有得到认可。

麻木，成了这一特定政治氛围中唯一正确务实的选择，与这两大阵营一起闭嘴的还有媒体。

三．噤若寒蝉的媒体

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对言论自由保障写如了宪法，成为了全世界各国新闻界所向往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完美典范，使得新闻监督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项正式的被全员接受的权力，揭露政务中的丑恶，公开民众里的批评。虽然也有人指出这种透明是片面的相对的，媒体同样会和政府勾结或是被野心家、阴谋家操纵，共同欺骗民众，颠覆政权，进而得出我国国民的幸运——我们的媒体是受管制的。也正是如此，我们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习惯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习惯了党的旗帜鲜明和英明领导，习惯了被别人代表，习惯了意识形态上的优越。确实，党刊党报中央台垄断了自由言论的话语体系，再加上政治在国内一贯的敏感性，许多领域的许多问题，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也要装作讳莫如深。事实上，相较于“腹诽”都能成为罪名的西汉，我们如今的社会要开明先进的多，起码不会“片言折狱”——这也仅仅是法律的硬性规定罢了，在潜规则里，你依然会被警告、停职、排挤、边缘化，甚至骚扰迫害。更何况，如今的“因言获罪”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事后问罪，针对低门槛准入，快速度传播，广口径阅览，大范围影响的互联网，其防范已经较多的使用科技手段，诸如屏蔽敏感字眼，封锁“反动”网站，记录访问IP，建立防火长城，种种科技化手法对网络言论的管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对“反动言论”，不过，何为“反动”？在历史各时期的官方定义和主流评判中似乎不尽相同。我本人也无从给其准确解释（谁TMD也别想代表谁以表示不反动）——或许，只有“反动”本身才是反动的。

其实，即使没有这样劳民伤财的GTW工程，政府当局也不必担心，不少能够针砭时弊的文章不是埋葬在御用文人的口诛笔伐中，就是辱没在网络哄客的戏谑调侃里，最平常也是最典型的死法是长眠在冷漠过客的麻木不二中。当然，这类文章有时会出现在有体制背景的官方媒体中，但由于其政治出身的特殊性，格调口吻的官方化，观点往往隐晦不明，寻常百姓家经常不常得其精髓，所以影响力有限。在民间色彩浓重一点的媒体上出现这类文章效果可能更好，遗憾的是，世间已无钦本立。

四．没有限制的权力

这是一场不甚精妙的骗局，骗子的行骗手法不能谓之高明，麻木的被骗者也不怎么介意。手法的拙劣不仅在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不可能，还在于体制内的不和谐。具体情况请参见博客“按摩乳”的“八荣八耻”专题，结合标题，正文，评论欣赏会比较有意思。我们也总能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龙应台语）。而综上的宣传之所以能够先声夺人，大众之所以会麻木不仁，媒体之所以会噤若寒蝉，一切原因都在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这个政治内核中。权力没有限制，所以能指鹿为马，权力没有限制，所以能鱼肉百姓，权力没有限制，所以能让某些人成为国之巨蠹！

《楚门的世界》里的CHRISTOF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权力的化身。他可以左右楚门身边人物的言行甚至他们的“生死”，他可以掌握“窥探”镜头的角度甚至播放性爱场面，他可以操纵桃源岛的日升日落甚至借助自然的不可抗力量。片尾CHRISTOF告诉TRUMAN外面的世界同样充满欺诈，只言片语间流露出关爱和理想主义色彩，我们毫不怀疑他的真诚，毕竟他可以说是TRUMAN的生父，是TRUMAN整个成长最直接的见证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构建一条铺往地狱的道路。利用其没有限制的权力，给与了TRUMAN临近死亡的打击，但这种对肉体的不可抵抗性打击却未能奏效，他的对手竟然是一个有着决绝牺牲精神的人，或许这是“SHOW”中唯一一个“人”了。自由是授予视死如归的勇士的战斗勋章。

尽管TRUMAN的世界体现着浓郁的“反乌托邦”色彩，其行为也存在诸多禁忌，但他还是要比我们幸运。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他有勇气克服对海洋的恐惧，他有勇气推开那扇门，他有勇气“破”——对自身和体制的“破”，而我们呢？

这是人的差异，也是文化的差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提到“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我们能走出去的可能性并不大。“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们似乎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是做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宿命观和轮回理念再次侵袭而来——走，或者不走出去又有什么区别？

不自救没人指责你的堕落，去拯救也不见得有人感激你的恩德。我们苟活于真人的秀场，戴的却是嘻哈的面具。How’s it going to end?就在政客们看似英明的决策中任问题遗忘吧，无关紧要，仅此而已。